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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马路的命名有规则,但又不是完全按规则来。因为上海开埠至今,已经有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曾经“一市三治”,经历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城市格局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因此所谓的规则也只能是一段时期内的规则,是相对的、变化的。
1845年英租界建立时,由于还没有统一的市政建设领导机构,界内的路名也就没有统一的取名准则,因此大多以附近的建筑物或重要机构为路名。如“花园弄”(今南路东路)、“教堂街”(今江西中路)、“领事馆路”(今北京东路)等等。
1863年,公共租界正式成立,有了“工部局”这个市政管理机构,为避免路名命名时引起纠纷,就决定了一个以中国行政地名作为路名的准则,原则上确定以中国的省名作为南北纵向马路的名称,以中国省以下的地名作为东西横向马路的路名。今天我们在市中心看到的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西藏路、云南路、贵州路、河南路……都是在那个时期命名的马路。
法租界建于1849年,是法国独占的租界,没有公共租界在马路命名上的矛盾,因而路名大多以法国人名、地名为路名。如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孟神父路(今永善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雷米路(今永康路)、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等等。
1943年租界消失,原公共租界内以中国地名命名的马路就没有改名,而法租界内以法国人名、地名为名的马路自然统统改名,也基本以中国地名为名。但由于省名有限,再加上许多省名已经被公共租界所用,所以此间马路的改名大都以市县名为名,且在方位上也只能部分与中国地图对应。
1949年之后,上海的市政建设又进一步发展,新开辟的道路犹如自行车的辐条从市中心向外延伸。路名原则上以中国县级以上的行政地名取名,而且还原则上把上海划分为若干块,每一块内又以与之方位相同的行政省内的地名作路名。
浦东地区是上海市的正东,这里的路名基本上使用中国正东的山东省地名,如崂山路、乳山市、潍坊路等。宝山区处于上海市的东北角,这里的路名几乎都以中国最东北的黑龙江省地名取名,如漠河路、盘古路、牡丹江路等。虹口区以东的控江路两侧是上海的东北部,这里的路名几乎全以辽宁和吉林两省的地名命名,如凤城路、延吉路、松花江路等。
共和新路算上海的正北方向,就以中国山西省的地名为名,如汶水路、万荣路、临汾路等。同样,长风公园一带是上海的正西边缘,于是这里又多以四川省地名为路名,如丹巴路、金沙江路、大渡河路等。桂林公园以南是上海的南面,这里的路名就以广西省地名为路名,如田林路、桂林路、苍梧路等。
所以1949年后新开发的道路命名是有一定规律的,熟悉这一规律对你辩识记忆上海马路名是会有一定帮助的。但这只是一般规律,并不涵盖全部。如原南市区老城厢,马路大都以建筑、作坊、寺、桥、庙等景物为名并被保留下来,就很难找出具体的规律了;再如江湾地区,是1930年“大上海建设计划”实施之地,这里的马路就以“国民政府”各一字打头命名,如国权路、民治路、政修路等等。1949年之后这些路名大部分也被保留下来直至今天,这是另一种“规则”了。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化发展迅速,又有无数的新马路诞生,这些马路的命名就没有沿袭过去的规则,而是根据区域功能、地理特点,综合时代风貌,颇有创意地命名。如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内就以外国首都名或外国景物名为其间的路名,如日樱路、加枫路、美桂路、巴圣路、澳尼路等等;金桥加工区以树木花草为马路名,如红枫路、黑松路、蓝桉路、白桦路等等;张江高科技园区则以中外著名科学家之名为马路命名,如法拉第路、哥白尼路、李时珍路、华陀路等等。
而虹桥开发区内的马路命名则更加新颖丰富多彩,马路已经改“道”了,如黄金城道、荣华西道、荣华东道等等。
总之,从上海马路的命名规则及演变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发展脉络,马路名也是历史。
1944年2月25日,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74军军长王耀武,因功擢升新组建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这就意味着第74军军长的宝座出缺。正在贵州遵义地区(师管区)训练新兵的副军长李天霞闻讯,立即从后方赶往前线军部所在地湖南邵阳,在他看来,接掌这个王牌军军长之职的人选,非他莫属。
李天霞,黄埔三期毕业生,民国时期的江苏宝山人氏,放到今天就是妥妥的上海市区户口。李天霞自幼家境殷实,年轻轻轻就喜欢上了按摩足疗大保健等项目,最爱去的就是虹口区的日本按摩院,属于黄埔军校中最早一批“奋起抗日”的学员。黄埔建校时的1924年,18岁的李天霞已经在上海的北四川路、海宁路一带小有名气,无非就是挥金如土,敢结三教九流。
在体育老师的引导下,李天霞逐渐有了进步思想,1925年4月与毛邦初、方先觉等几十名青年共同前往广州,就读黄埔军校第三期。北伐战后,李天霞已升任第3师少校营长,驻军上海曹家渡,但之后仕途一直不顺,干了将近四年的中校团副也没有转正,直到担任保定编练处中校团副期间,终于撞见了“贵人”王耀武。时王耀武奉命执掌新组建的补充第一旅,而该旅官兵基本出自保定陆军编练处(处长钱大钧)。
为了拉拢李天霞从而搭上钱大均这条线,王耀武保举李天霞出任补一旅第三团上校团长,从此王李二人搭起了班子。1936年补一旅扩编为第51师,李天霞水涨船高成为该师少将副师长,淞沪会战爆发后第51师和58师合组第74军,李天霞以51师少将副师长兼153旅旅长,手下两个团长分别是张灵甫和邱维达,因此可以说,李天霞确实是王耀武军事集团早期的二号人物。
实事求是地说,李天霞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淞沪会战为掩护大军西撤,曾率153旅在京沪铁路大桥与日寇血战三天三夜。南京保卫战,登上城墙力战不休,最后渡江脱险。武汉会战期间外调第40师师长,在庐山战斗中也与敌重大杀伤。1939年6月,王耀武晋升第74军军长,而李天霞顺理成章擢升第51师师长,这一期间,如果仅靠吹牛拍马而不是战功,李天霞不可能扶正王牌师师长。
1941年春,王耀武率军参加上高会战,李天霞第51师在战场南路大破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为上高大捷立下汗马功劳,战后51师获“第一号陆海空军武功状”,这个荣誉是很有点含金量的,余程万57师才是“第二号武功状”。1943年晋升第74军中将副军长兼贵州镇远师管区司令,负责为第74军训练和补充新兵,正是在这一期间,第74军发生剧烈的人事变动。
可惜王耀武还是有些偏向张灵甫的,一方面是李天霞与其资历相当不好控制,另一方面是王耀武当时已经“通天”,李天霞失去了利用价值,而张灵甫当时只是个师长还不够级别接班。于是王耀武来了一个“移花接木”,调集团军所属第100军军长施中诚回任74军军长,然后再保举李天霞继任,这样操作的结果就是,李天霞虽然升职晋级,却被踢出了第74军系统,从此与军长宝座无缘。
李天霞心中有苦说不出,毕竟已经成为了中将军长,也算是王耀武集团的嫡系部队。抗日战争胜利后,第100军改制为整编第83师,李天霞又成为了中将整编师长,先厚在李默庵、汤恩伯的指挥之下,于是才有了孟良崮战役中的“千里救援李天霞”。
不过抗战以后,李天霞作战不那么卖力气了,贪财好色的本性开始显露,不复抗战时期的悍勇,所以无论怎么开脱,战役初期李天霞100%有看张灵甫笑话的念头,只是他有两个想不到:第一是张灵甫能被全歼,第二是老蒋后面真急眼了。
1947年5月17日,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老蒋追魂电到达:“汤恩伯撤职查办,李天霞就地枪决”!但是在顾祝同、汤恩伯的包庇下,以及李天霞流水一般的金条花出去,到达南京即被保释。随着汤恩伯、黄百韬在军事检讨会议上翻盘成功,6月间李天霞还获得三等云麾勋章(黄百韬才混了个四等),不久复出担任绥靖区副司令,以及第37军军长等职务,全身而退。
1949年9月,李天霞转任福建平潭防卫指挥官兼重建的第73军军长,仍然隶属于汤恩伯指挥,结果在三野十兵团的打击下土崩瓦解,随即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一年之后在黄埔系几位大佬的求情之下获释,从此离开军界,1967年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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